米高梅官网:雪珥:中美日之间,袋鼠如何抉择 ——澳大利亚可能对盟国说“不”

据英国《卫报》报道,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5日发布最新民调,结果显示71%的澳民众认为,澳大利亚应在中日东海冲突中保持中立,即便美国站在日本一边。15%的人表示应该支持美日,4%受访者认为澳大利亚应该支持中国,9%表示不清楚。

澳大利亚战略研究界普遍认为,东北亚战略竞争愈演愈烈,澳大利亚正牵扯其中。在此之前,澳大利亚的学者更多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在战略取向上的自立自主,或者期望美国在亚太地区军力的持久存在。但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军事技术,特别是远程打击技术的发展,澳大利亚原有的战略取向受到了现实战略格局的冲击,“澳-美-新-日-印-中”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伙伴关系、战略竞争等关系,逐渐纳入了澳大利亚学者战略研究日程。战略中立还是战略竞争,考验着澳大利亚的战略定力。一、澳大利亚战略研究界不同的战略取向在不断升级的东北亚战略态势下保持战略中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罗布·艾森和德斯·鲍尔,在发表的题为《东北亚升级:澳大利亚的战略挑战》一文中,作者基于自己的一套研判体系,对于东北亚未来的态势得出三个结论,一是中日间小规模武装冲突可能迅速升级;二是美国将迅速卷入冲突;三是中国将倾向于首先使用核武器。基于上述认知,罗布和德斯为澳大利亚的决策者们制订出一些指导意见,强调有必要鼓励日中双方的领导人相信他们彼此拥有共同的利益,而不仅仅只存在竞争。另外,罗布和德斯警告称,“任何支持日本和/或美国参与小规模北亚冲突的点子都将会使堪培拉卷入灾难性升级的战争中”。[1]两位作者指出,美日安全同盟在某一环境下是可靠的,但在另外一种环境下则是不稳定的。和平时期,美日安全同盟是“阻止亚洲发生战争的屏障”,但在战时,美日安全同盟就是“使冲突进一步加剧的助燃剂”。他们尤其担心美国的介入会增加出现核武的可能性,尽管美国始终承诺进行常规交火。[2]针对罗布和德斯的观点,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罗德·里昂则认为,中日两国发生小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可能性很小;另一方面,中方领导人没有理由孤注一掷地使用核武器。罗德认为,澳大利亚应当设法远离东北亚“火药桶”,并在纷争中保持中立,同时与美国和日本保持最大的斡旋空间。[3]另据2014年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的调查显示,如果中国和日本之间因东海问题爆发军事冲突,即使美国支持日本,68%的受访者表示,澳大利亚也应宣布中立;14%的受访者表示,应加入盟国的战争;17%的人表示不确定。本次调查显示,51%的澳大利亚人相信,澳新美安全条约并不表示澳大利亚在钓鱼岛冲突问题上必须支持日本,仅24%的人认为,根据该条约,澳大利亚应当站在日本和美国一边。[4]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研究员廖凯在美国空军大学“空天力量杂志”2012春季刊发表题为《美国西太平洋战略中的澳大利亚因素》一文中也认为,尽管在心理层面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崛起感到不安,但在经济上,澳大利亚已经同中国交织在一起,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5]从经济角度出发,在不断升级的东北亚战略态势中保持战略中立的呼声不容忽略。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于2014年的调查也验证了这一观点。调查显示,有76%的人认为,[6]如果澳大利亚在中日冲突上支持日本和美国,中澳贸易将会缩水。在不断升级的东北亚战略态势下有限介入澳中关系研究院尼克·比斯利和布兰登·泰勒在2014年11月完成的《澳新美安全条约适用于中国东海冲突吗?》项目报告中认为,尽管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戴维·约翰斯顿在2014年6月发表讲话称,如果中日在中国东海发生冲突,美国派遣军队支持日本,澳大利亚不会根据《澳新美安全条约》的义务参与冲突,但澳新美安全条约依然将会使澳大利亚陷入东北亚冲突漩涡。尼克和布兰登的研究报告最终认为“澳大利亚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在美国和日本的未来规划中争取一席之地,同时也要与北京方面保持最大的斡旋空间”。[7]澳大利亚“未来潜艇项目”欲采购日本“苍龙”级常规动力潜艇一事,也正是澳军方和防务界比较偏向美军体系下的“协同作战能力”,从而成为未来美日澳军事同盟中的组成部分。“未来潜艇项目”已经不止是一个国防和军备问题,而更像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显而易见的。[8]自2011年美国提出“再平衡”战略后,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战略支点”的作用与日俱增,美澳双边合作不断加强,美澳两国于2014年8月正式签署的军力部署协议,也为美扩大在澳军事存在设定了政策和法律框架。为配合美国国防部最近提出的新“抵消战略”之全球监视和打击网络计划,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斯蒂芬•弗鲁赫林、詹姆斯•德里克与罗里•梅德卡夫,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战略研究》杂志2014年12月刊上发表题为《保持认知优势:监视合作与美澳亚洲联盟》的文章认为,美澳合作不仅提升了澳方在美盟国中的战略地位,同时对澳军发展也将起到具大的促进作用,澳方应积极准备以应对未来国际和区域局势带来的新挑战。[9]该文章作者认为,在过去60年中澳大利亚一直是美国推行的“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的主要受益者。然而,面对亚太地区日益变化的战略环境,自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再平衡”战略后,白宫认为澳大利亚应该为维护亚太地区的平衡关系做出努力。为了使澳大利亚在美澳联盟中能够提供更大程度的支持,实现与美国C4ISR系统紧密合作所需要达到的水平,以及未来军事架构的需求,作者认为,澳大利亚兵力结构应首先做以下调整:一是增加区域地面、空中、太空监视系统与美国系统的连接;二是加强亚太地区情报收集与分析能力;三是增强网络空间能力;四是加强空中与地面平台间通信系统与作战系统有效的数据融合与数据共享机制,包括“楔尾”预警机、防空驱逐舰和未来护卫舰之间,这些平台将与美网络完全集成;五是提高潜艇和水下传感器通信能力,这些通信能力将为情报收集和反潜作战做出贡献。[10]在不断升级的东北亚战略态势下深化美澳安全关系科科达基金会研究员罗斯·巴贝奇认为,澳大利亚应该拥有一支足以“斩断任何试图攻击澳大利亚的亚洲强国手臂”的军事力量,澳大利亚国防军并不仅仅要保卫澳大利亚的海岸,还要能够与美军一起在旷日持久的战役过程中积极扮演击败敌人的角色。正如巴贝奇所认为的那样:“假设太平洋发生重大的安全危机事件,澳大利亚想要完全指望美国提供‘短平快’、‘稳准狠’的军事支援,是一种完全没有可能性的幻想。”[11]2011年11月15日,保罗·迪布在《澳大利亚人报》上撰文指出,澳大利亚应该强化与美国的关系,参与应对中国崛起的努力。[米高梅官网 ,12]可以说,以上两个学者的观点代表了在澳大利亚战略研究界较为强硬的观点,即认为面对中国的崛起,澳大利亚要加强安全,就必须要靠深化与美国的安全关系。通过更加积极地发出澳大利亚与美国战略一致性的信号,并采取措施强化其对美澳同盟的防务贡献,来提高联盟发挥威慑作用的持久性和可靠性。更甚者,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澳大利亚国防军应该采取一种“通过惩罚来威慑”的政策,而不是简单的“通过拒止来威慑”的政策,作为应对不确定性方案的一部分。二、澳大利亚战略调整期对中国的影响正如
2009
年澳国防白皮书标题所示,澳大利亚非常清楚其战略前途将取决于全球以及地区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力量的分布,以及亚太地区主要强国之间关系的消长,尤其是中美关系的发展。[13]东北亚战略态势的变化引发了澳大利亚战略研究界新一轮关注,澳大利亚的学者们都已将兴趣转向了亚洲地区新兴的战略平衡,这不仅仅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平衡,而是亚洲各大国之间的平衡。不管未来澳大利亚战略走向如何,都将对身在其中的中国产生直接的影响。一是在军事方面。如果澳大利亚外购日本潜艇成功,势必会促进日澳之间协同作战能力等方面的军事合作,对我海上力量产生极大威胁。另一方面,如果美澳在原有合作基础上,继续深化合作,共同建立具有实战能力的联合C4ISR系统,将对我军在太空领域及西太平洋地区的活动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美日澳紧密的三角军事同盟一旦形成,澳大利亚特殊地理位置的作用将得到充分的发挥,并与美军倡导并积极建设之中的联合海基能力概念相互呼应,成为美军空海一体战作战概念下西太平洋陆上与海上的战场支撑点。二是在外交方面。从地理上看,澳大利亚居于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交汇处,其西北部地处印度洋边缘,靠近南中国海。如果澳大利亚未来战略取向无论定格于“有限介入”还是“深化合作”,都将对中国解决东海问题,特别是南海问题产生很大的不利因素。三、结论作为一个传承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国家,澳大利亚与美国在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可谓同出一宗。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也一直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核心战略伙伴,自二战以来,澳大利亚对美国的每一场海外战争都给予了坚决的支持。所以,我们绝不能坐等,而应在美日澳同盟完全成型之前有所作为。一是针对未来可能构成的军事威胁,避其锋芒,用经济、外交等非军事手段进行“反抵消”,以削弱美日澳联盟带来的硬冲击。同时进一步加强我反潜与海洋感知能力,加强对信息和通信网络的保护以及电子对抗能力,以削弱澳大利亚的战略地位。二是由于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戒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对资源如饥似渴的采购。所以中国可逐步分散式投资于“一路一带”,减少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资源依赖,让澳大利亚人民更清楚地明白中国与其利益是相辅相成的。三是强化双边对话和文化交流,加强互信,使澳大利亚减少对中国的战略不信任。综上所述,澳大利亚目前正处于一个战略转型期,这个过程或许将持续数十年。因此,中国也需要采用一个相应的长期战略,针对美日澳军事同盟中的最为薄弱的环节,积极主动靠近澳大利亚,努力将不利因素转为有利条件。

钓鱼岛争端为亚太区域和平埋下隐患,万一中日争端升级为军事冲突,作为美日的盟国,澳大利亚会做出怎样的站队呢?

  在刚过去的7月里,无论是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对日本首相忘记历史伤害的“示好”,还是澳外交部长毕晓普在接受采访时对中国毫无道理的“示强”,都引起中国民众的反感以及澳大利亚有识之士的不满。阿博特及毕晓普发表的一系列言论似乎有意亲近日本,但却给澳中关系蒙上浓重阴影。这究竟是阿博特政府在外交上的不成熟,还是真有挑战中国之嫌?澳大利亚前外长、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鲍勃·卡尔教授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阿博特发表的是错误言论”,“毕晓普需要对自己的言论作出解释”。卡尔是澳知名的政治家,2012年至2013年在吉拉德内阁任外长期间重视发展澳中关系,并表示“中国确立大国地位对世界有利”。卡尔希望澳大利亚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并在任何场合都表明和重申澳的中立立场。阿博特总理不该发表错误言。

共有1000人参与此次调查。在这项调查中,68%的受访者表示,即使美国总统私下打电话要求澳大利亚提供援助,澳大利亚也应该坚持原则。14%的受访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应该支持日本和美国,17%的人表示不清楚。


面对这样一个假设情况,2015年1月,悉尼科技大学的“澳中关系研究院”发布了针对1000名澳大利亚民众的最新民意调查报告。从这份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人的态度。对于我们未来在外交上应该考虑到的因素,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环球时报: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7月8日在与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时,公开表达钦佩日军在二战期间表现出的“使命必达”精神,但众所周知,包括澳大利亚在内,亚太地区很多国家和人民都曾在二战期间遭到过日本侵略和伤害。您对阿博特的表态怎么看?

澳中关系研究所所长鲍勃·卡尔表示,该调查表明,澳大利亚做出合理战略决策和清楚表明中立意图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和美国之间的安全协定仅限在磋商层面,澳大利亚应该清楚地向外界表明,我们不愿意介入任何冲突”。

[1]
罗布•艾森、德斯•鲍尔,《东北亚升级:澳大利亚的战略挑战》。网址参见]
同上。[3]
罗德•里昂,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战略家网站执行编辑,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战略家网站2015年1月5日]
张小军,《多数澳大利亚人:政府应在中日东海问题保持中立》,新华网2014年11月6日。网址参见]
廖凯,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研究员,《美国西太平洋战略中的澳大利亚因素》,美国空军大学“空天力量杂志”2012春季刊。网址参见]
张小军,《多数澳大利亚人:政府应在中日东海问题保持中立》,新华网2014年11月6日。网址参见]
尼克•比斯利、布兰登•泰勒,澳中关系研究院,《“澳新美安全条约”适用于中国东海冲突吗?》,2014年11月。网址参见]
廖凯,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研究员,《澳大利亚“未来潜艇项目”及未来发展趋势》,]
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斯蒂芬•弗鲁赫林、詹姆斯•德里克、罗里•梅德卡夫,《保持认知优势:监视合作与美澳亚洲联盟》,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战略研究》杂志2014年12月刊。网址详见]
瑛梅,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研究员,《策应新“抵消战略”,美澳合作强化亚太监视能力》,]
罗斯•巴贝奇,“西太平洋的战略竞争:澳大利亚的视角”,埃德托马斯•G•门肯主编,《21世纪的竞争策略:理论、历史与实践》,第237页。[12]
保罗•迪布,“美国建设并不是对和平的威胁(US build-up no threat to
peace)”,《澳大利亚人》,2011年11月15日。网址参见
1226194972352。[13]
廖凯,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研究员,《美国西太平洋战略中的澳大利亚因素》,美国空军大学“空天力量杂志”2012春季刊。网址参见

“不要选边站”

  卡尔:我认为,这是澳大利亚总理的错误言论,无论如何他都不该这么说。他不顾二战期间中国遭到日本的侵略而这样说,是不恰当的。

《卫报》评论说,澳大利亚在中日领土争端问题上支持日本的言论已经令中方不悦。澳总理阿博特上任伊始声称日本是澳大利亚在亚洲最好的朋友。卡尔认为,现在澳大利亚政府已经有效地实现了平衡。

[责任编辑:诺方知远]

如果中日发生军事冲突,美国要求澳大利亚介入,澳大利亚是否该接受盟国的邀请呢?前述调查显示:68%的澳大利亚人明确表示:澳大利亚应该拒绝美国,保持中立,不进行任何军事承诺;14%的人表示,应该加入美日;17%的人则表示“不确定”。

  环球时报:安倍访澳期间,澳大利亚与日本签署了防卫装备及技术转让合作协议,是否说明澳日关系更趋于紧密?

卡尔说,接下来考验澳政府是否选边站的问题是久拖未决的潜艇采购合同。很多人猜测,堪培拉可能将这份澳大利亚最大的潜艇采购大单给日本,且不通过任何竞标,尽管有竞争力的供应商有很多。日本《每日新闻》5日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已经向澳方提出共同生产潜艇船体的提案,澳方表现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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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敏感的中日冲突问题,这大约是最令美日震惊的回答——毕竟,澳大利亚不仅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也是日本的盟友。

  卡尔:对于阿博特政府与日本签订的防卫装备及技术转让合作协议,我的观点是,澳大利亚可以并且可能从任何一个国家进口防卫装备,因此从日本进口并不能说明澳日之间有何特殊关系。但我始终认为有一点非常重要,澳大利亚应该在任何场合表明和重申澳的中立立场,特别是对于中日在东海的争议。

问卷还显示,如果美国没有主动要求澳大利亚参战,则71%的受调查者赞同澳大利亚保持中立,甚至,还有4%的人宣称,澳大利亚应该支持中国。

  澳日只是合作伙伴,并非同盟

这一民调问卷,当然提到了澳大利亚与美国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并要求受访者回答,澳美军事同盟关系是否意味着澳大利亚在中日冲突中“不得不”支持美日?问卷结果显示,24%的受访者认为,根据澳美军事同盟,澳大利亚“不得不”支持美日,而51%的人对此表示反对。

  环球时报:有人说,澳美、澳日是真正的同盟关系,澳中主要是经贸关系,您对这些看法有何评价?

至于一旦澳大利亚支持美日对抗中国,是否会导致中澳之间贸易下滑,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肯定率高达76%。

  卡尔:澳大利亚与美国签署安保条约,因此澳美之间确有同盟关系。但澳大利亚与日本之间并未签署任何同盟条约,所以澳日只是合作伙伴关系,并非同盟。

吊诡的是,民调结果也显示,很多澳大利亚人并不知道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的争端,而在那些知道中日争端的人群中,对中国的支持比例大幅上升:仅有40%的人知道中日冲突,远低于53%的“不知情者”,剩余7%则不确定。在那些“不知情者”中,支持中国、美日的分别为39%与44%,保持中立的为57%。而在那些“知情者”中,主张中立的比例大幅下降,从57%降到40%;支持中国、美日的比例都有上升,分别为57%与54%,支持中国者总数超越美日。

  我同意目前澳中关系主要集中在经贸领域合作这个说法。的确,日本也日益成为澳大利亚的重要客户,特别体现在天然气交易方面。但作为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我收集的一组数据可以说明,澳中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不断发展,而且远比澳日间的经贸合作关系重要。中国人口约为14亿,日本约为1.28亿;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正在迅速增长,2010年约为1.5亿人,预计到2021年将增长至6.7亿人,这远比日本的人口总数还要多。这对于澳大利亚的服务业发展是强劲的推动力,也是非常有利的市场保障,特别是教育业、旅游业。因此,基于我的研究,未来澳中关系将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今年签订澳中自由贸易协定之后。

“我们与美国不一样”

  环球时报:您是否认为,澳大利亚当下已找到升级澳日关系的方式?

主持此项民意调查的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鲍勃·卡尔,是澳大利亚资深政治家,长期担任澳大利亚最大州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及澳大利亚联邦外交部长。针对此次民意调查,卡尔1月6日在主流媒体《澳大利亚人报》上撰文,标题就十分鲜明地表露了他的观点:《证据显示我们更愿自主选择战斗》。

  卡尔:从此次安倍访澳的成果来看,可以暂时这么认为。但我相信中国领导人访澳一定会带来更多的成果。对阿博特政府来说,如何热情接待中国国家主席的到访将是一次重大挑战。

卡尔说,虽然此前另有民意调查显示,高达85%的人支持《澳新美安全条约》,但此次民调显示,大多数民意依然认为澳大利亚不应卷入日本与中国的冲突——即便美国也卷入,甚至美国总统亲自来电要求澳大利亚卷入。

  澳应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中立

此前,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丹尼斯·理查德森曾明确表示:“我们的利益,并不总是与那个强国一致的。”卡尔认为,这次民调结果,将鼓励那些与理查德森有同样想法的人们,“这次民意调查,清晰地向澳大利亚政府表明,澳大利亚的利益并不总是与美国一致的。”

  环球时报: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前不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将勇敢面对中国,以捍卫和平、自由价值观和法治”。她还说:“中国不尊重弱者”。您认为,她是依据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

卡尔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生活水准依靠对华贸易与投资。我们虽然和日本有共同的价值观,但应该警惕日本政治中的民族主义思潮。”卡尔认为,“如果我们施加更大的影响力,敦促中日通过外交渠道协商,我们就能远离冲突。”

  卡尔:她需要对自己的言论进行解释。我不清楚她是基于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现任外长毕晓普在接受《澳大利亚人报》采访时表示:“对于澳大利亚人强烈地反对自己的国家卷入一场无谓战争毫不惊奇。”她表示,在地区争议问题上,澳大利亚将不会选边站,将致力于敦促相关各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议。

  环球时报:那么,您怎么看澳大利亚的对华外交政策?

中日火苗

  卡尔:澳大利亚政府高度重视澳中关系,双方都认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澳中关系建立在澳大利亚人民广泛支持的基础上。2013年4月,我曾和时任总理吉拉德访华,与中国领导人达成进行年度“战略对话”的协议,这是澳中战略升级的关键一步。

《澳大利亚人报》同时也指出,这次民意调查,是ACRI继不久前发布其首个研究课题后,再度聚焦中日冲突中的澳大利亚定位。2014年11月4日,ACRI在堪培拉发布了其首份研究报告《东中国海的冲突:〈澳新美安全条约〉的适用性》。

  我认为澳中关系的发展对双方来讲都是挑战。一些人认为,我们可以将澳中关系推上一个新高度,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做,澳大利亚正在寻求更好的方式。现在,我们成立诸如澳中研究所这样的智库机构,也是希望能照亮澳中关系的发展之路,探索出提升澳中关系的更好方略。

这份报告由拉特鲁伯大学亚洲中心、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合作完成。

  从外交角度上讲,我认为,首先,澳大利亚政府没有必要在朋友之间做出取舍,我们可以与中国和日本都建立良好的友谊。其次,澳大利亚政府在面对中国与日本的分歧时,应坚持中立立场。澳政府有必要在任何场合明确表明中立立场,最重要的是,应让中日双方都了解澳大利亚在面对一些分歧问题时不存在任何偏向。我认为,澳大利亚在任何情况下,面对中日的分歧都应恪守中立立场,与国际法保持一致。

报告指出,近年来,中日两国关系日趋紧张,两国因钓鱼岛争端剑拔弩张,大有擦枪走火之势。对此愈演愈烈的局势,作为《澳新美安全条约》的签署国,澳大利亚应予以高度重视,绝不可掉以轻心。

  环球时报:澳中关系如何发展才真正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米高梅官网 12014年安倍访问澳大利亚,澳总理阿博特与安倍的谈话和发言引发争议

  卡尔:澳大利亚可以与中国和日本都建立友谊关系,但澳大利亚需要认清的是,澳中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比澳日经贸关系要重要得多。澳大利亚需要寻求新方式来提升澳中关系。

自2012年9月,日本政府单方宣布对钓鱼岛“国有化”之后,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弹,东海争端具有了“令人担忧的军事维度”。报告举例说,2012
年后期,中国进入岛屿上方,这是1958 年以来的第一次,迫使东京紧急起飞F-15
战斗机作为回应。日本针对中国战斗机紧急起飞的事件,自此以来上升至历史最高水平。2014年7
月,日本国防部宣布,上半年已经针对中国飞机执行了紧急起飞232架次,比去年增加了51%。2014
年上半年,也有关于中国和日本飞机危险近距离飞行的报道。类似地,2013
年初期,有报道称中国海军舰船在两起独立的事件中将其“火控雷达”分别锁定了日本驱逐舰和舰载直升机。

  我认为在处理澳中关系方面,澳大利亚和中国双方都需要更积极地创造更多交流机会,来促进关系的升级。在处理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比如东海和南海的争议,澳大利亚可以并且应该做到站在中立立场上,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

诸如这样的事件,以及东海紧张局势的广泛升级,促使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学者关注中日冲突的前景。2014
年初,一位美国海军情报官员公开指出中国正在准备一场“短暂快速战争”,意图摧毁日本在东海的军队,从而占领钓鱼岛。澳大利亚学者休·怀特说,争夺争议岛屿的战争非常可能爆发,如此冲突很容易将旷日持久,因为局势很难遏制。

澳大利亚对中日冲突的担心,很大程度在于中日两国都是澳大利亚最为重要的伙伴。

自2007年以来,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在2012~2013
财政年度,中国吸纳了近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亚出口商品,价值约780
亿美元。中国还是对澳投资的一个重要来源。一些人认为,中国对澳大利亚经济的重要性,意味着澳大利亚战略政策所依赖的基本假设前提需要重新思考。近年来,60%的澳大利亚贸易经过中国南海水域,并且,澳大利亚的最大的东亚贸易伙伴,包括中日韩,都严重依赖东海。

澳大利亚与日本之间,除了经贸之外,还在2007年签订了《联合安全声明》。这是日本自二战以来,与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所签订的第一份国防协议。随后,双方在2010
年签订协议,确立了日本自卫队和澳大利亚国防军之间的具体运作;2012年签订了信息安全协议,规定了保密信息和其安全的分享法律框架。2014年,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澳大利亚期间,两国签署了《国防和技术转移协议》。

自阿伯特担任澳大利亚总理以来,澳日关系急剧升温,澳大利亚非常公开地把其利益与日本的利益大幅拉近,包括在中日冲突中的种种表态。外长部长毕晓普曾表示:“澳大利亚已经清楚地表示,反对任何强迫的或单边的改变东海现状的行动。”澳大利亚现政府实际上已经将自己定位,在中日冲突中偏向日本,认为中国在岛屿争端中所做的一切,都是改变现状。

判断充满不确定性

对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及因此而引发的地区性军事冲突,澳大利亚并没有做好充分的认识,亦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ACRI的报告试图填补这块空白,以帮助澳大利亚在面对中日冲突时,自己能做到胸有成竹。

ACRI的报告指出,五种情况的发生会影响澳大利亚的态度,这五种情况分别是:

问题1:谁是肇事方?

报告指出,如果找出了冲突的肇事方,并对其确定无疑,那么澳大利亚的抉择就有了依据。

如果是中国咄咄逼人,先开了第一枪而引发了冲突,那么澳大利亚就极有可能介入冲突;反之,如果对导致冲突的情况说不清楚,澳大利亚介入冲突的可能性就不大。

问题2:美国的反应是什么?

美国反应的强烈程度,是影响澳大利亚是否介入的最大因素。

报告认为,中日在东中国海的冲突本身,并不会自动推动澳大利亚依据《澳新美安全条约》参战,但是,根据华盛顿和堪培拉在近几年所建立的牢固的双边关系,以及该条约所涵盖的外延战略目的,一旦美国要求澳大利亚参战,澳大利亚就极有可能放弃隔岸观火的态度,从而加入美日阵营。

问题3:日本有没有请求支援?

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一旦冲突爆发,日本除了即刻寻求美国军事支持之外,澳大利亚也将成为东京寻求予以支援的国家之一。一旦日本发出这样的请求,澳大利亚就可能被绑架上日本的战车,卷入战火。

报告认为,如果日本只是寻求外交支持,那么澳大利亚的风险相对最小;如果日本寻求澳大利亚提供某种形式的军事支持,问题就复杂了,尤其是当东京获得向澳大利亚施加杠杆作用的某种手段时,比如澳大利亚在向日本购买潜艇时形成某种对日技术依赖,危机就会更为严重。

问题4:中国能对澳大利亚造成什么样的损失?

对在东中国海海域可能发生的中日军事冲突,澳大利亚的态度和行动也取决于中国对冲突事件的具体回应及其采取的手段。

报告认为,中国的国力和军事能力已有了长足的增长,如果澳大利亚卷入,中国会有很多可以惩罚澳大利亚的办法,这也是澳大利亚必须权衡的。

问题5:一旦出现危机,澳大利亚的机动空间有多大?

澳大利亚国民对应急事件的参与,社会媒体的影响,美国同盟的期望,以及在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澳大利亚决策者发出的声明、采取的立场等,都会影响堪培拉在冲突中独立行事的自由和机动空间。

管控风险

ACRI的报告,提出了如何控制澳大利亚卷入军事冲突的风险、避免中日在该区域冲突升级的五条建议。

首先,澳大利亚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一旦中日在东海出现军事冲突,澳大利亚如何能最大化地保持自己在政策上的机动自由度。报告认为,即使美国和中国处于冲突的两端,《澳新美安全条约》所约定的澳美军事联盟关系也不会自动推动澳大利亚的介入,因此,澳大利亚必须确保其参与的适度性,既不必对媒体过快、过度承诺,以避免表明立场,免受来自中国的报复,同时坚持其盟友期望的底线。对堪培拉而言,其关键在于管控美日对澳大利亚所抱有的期望值。

第二,澳大利亚应联手会同样受到冲突直接或间接波及的其他国家,共同建立一个能更有效防止、控制在该区域出现冲突的机制。

第三,为了减少冲突出现的概率,澳大利亚需要和这些国家一起完善主要冲突方的沟通机制,要让大家都了解各方所设置的红线在哪里,以及一旦越过红线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报告具体指出,减少冲突的第一步是改善各方的通信沟通,东京和北京之间目前还没有热线,也没有应对争议领土附近海上和空中的明确、统一的标准。

第四,在东北亚,民族主义在政治判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意味着小危机也同样具有较高的升级风险可能性。采取一个能制定一系列机制的有关措施,使其在外交上起到消防灭火的辅助作用。在局势需要的时候,这些机制能照顾到争端双方的面子,能找到让他们可以下台的台阶,从而避免使冲突升级的尴尬局面。

报告建议,可以进一步加强《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效力和作用,明确说明该规则适用于钓鱼岛周围争议水域,将该规则变成具有约束力的管控协议。

最后,澳大利亚应该与美国合作,敦促中日两国谨慎。报告认为,双方对钓鱼岛的主张应当谨言慎行,不仅因为中国这样的大国利益具有不可忽视的分量,而且因为日本的主张依赖于尚存疑问的国际法基础。对日本而言,第一步是首先承认有争议,虽然这对日本而言仍有一定的政治难度。

报告认为,澳大利亚要设法建立一个崭新的、专门用以解决东海领土、领海争端的“第二路径”,牵涉到本地区内的所有国家,专门用于解决东海争议。这个“第二路径”可考虑与东盟防长扩大会议链接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报告指出,在建立这样的一个国际新机制的过程中,澳大利亚是可以挑大梁的。

报告最后指出,如果日本对此持否定态度,则解决中日长期争端的前景十分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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