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高梅官网United States将军忆朝鲜战火:听到中华夏族民共和国军号嘶鸣,大家无不谈虎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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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趣闻 志愿军神秘武器把美国打懵

2016-06-28 23:05:18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50

对于整个志愿军乃至第五次战役而言,566团的突围,都只是一次不起眼的小战。然而,细细想来,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战斗–已经被美军黏住的566团,用了怎样的一记回马枪,竟然可以让紧紧咬住的美国人松了嘴?也许由于这次战斗的规模小,战史上对此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在小理山之战中,朱彪和他的566团怎样脱身而去,一直是萨心中的一个谜。这个谜,直到2008年的冬天才得到了一个意外的解答。那一天,萨和新浪军事频道的主持人文坛一起采访了一位居住在北京北郊的老人。老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老一点,双腿都有一点跛,眉心有一块不显眼的疤痕。他出门骑的是一辆三轮车,因为这样可以节约一点汽车票钱。直到他拿出五十年代身穿苏式军官服的照片,我们才能够确认,这个看上去很不起眼的老人,就是照片中那个帅气的尉官–小理山阻击战中的战斗英雄杨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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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恩起,辽宁营口人,当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63军189师566团1营1连的通讯员,抗美援朝胜利后入军校学习,此后一直在566团任职,直到退役。按照杨老的说法,当时和566团交手的敌军中,最能打的并不是美军。“美国人不行,美国兵一打,一见流血他就往后撤,他一看前边有躺倒的了,他就不往上冲了。”倒是抓俘虏的时候颇费力气–“抓住以后他不肯下来,最后咱的兵也狠,拿铁丝把他大鼻子给穿上,拧上跟牵牛似的就给拉下来了–不这样不行啊,敌人一打炮就得把他炸死。我们不敢违反战场纪律,可下来有个兵怕他跑,把人家手腕也给卸了。完了人到团里一告状,那还不受到处分?咱们给人炒面,人也不敢吃,你吃第一口,完了他才敢吃;你给他烟抽,他也不敢抽,你点着了,你抽着了给他,他才抽,他怕毒死。”

不能说美国人怕死,或许只是价值观不同,但朝鲜战场上美国兵的表现的确让中国军人觉得不太好恭维。真正能打的是英国兵。“最能打就是英国兵,英国29旅,胡子兵,都是胡子拉碴的,都参加过二战的。”“英国兵枪法好,专往这儿打。”可是,这样能打的英国兵,怎么就没能把566团留下呢?

当萨迷惘地问起这个问题时,杨老说出的两个字,一下让萨感到脑海里闪出了一道灵光。杨老说,他们在守卫小理山的时候,使用了一样特别的武器,叫做“飞雷”。杨老的阵地,只用了两个飞雷,就把当面的英军炸得沉寂了足有半个小时。什么也不用说了,仅仅“飞雷”这两个字就能够解释一切。飞雷,是一种中国军队独创的武器,在世界任何一种兵工厂里,都无法找到,它还有一个更加闻名遐迩的名字–没良心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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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记载,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精锐第12兵团黄维部在1948年11月落入解放军包围。黄维是国民党军中的一员悍将,组织兵力昼夜构筑工事,试图依靠精良的装备死守待援。12月6日,解放军发动总攻,率先攻击12兵团第10师坚守的李围子。黄维在李围子放了整整两个团,却被一击而破,国民党军称解放军使用了一种毁灭性的武器,只半个小时就摧毁了国民党军苦心经营、被称做“固若金汤”的集团工事。李围子成了一片焦土。许多俘虏被炮火吓傻了,不少人的棉衣被炸碎,有的是从炸塌的工事里挖出来的,一个个面色如土,连声惊呼:“打得好惨!打得好惨!”国民党军第10师特务连一个伤兵说:“当你们的大炮排放时,村庄被打得好像一只船,乱摇晃!”敌特务连总共一百来人,至少有80人死伤在爆炸之下。

其实,这根本不是大炮。当时解放军的炮很少,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官兵们创造了一种令人丧胆的土武器–用汽油桶作炮管的炸药包抛射器,埋在地下发射,称为“飞雷”。这种不起眼的兵器威力很大,每发“飞雷”大约有十公斤炸药,像个大西瓜,能打出去一二百米,所到之处,碉堡、人马都会炸飞。许多炸倒的敌人身上往往找不到伤口,却七孔流血,是震死的。弄清情况以后,国民党军把这种东西干脆称做“没良心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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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杨老谈过之后,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一八九师师史》、《步兵第五六六团团史》中,都找到了此战中朱彪所部使用“飞雷”的记录,并提到566团1营某部副班长王文礼在使用飞雷时不幸牺牲。有不同机关在不同时期留下的记录,说明杨老的描述并非虚妄。这种武器,毕竟是临时的发明,它存在射程短、危险性大等缺点,所以在朝鲜战场,很少听说曾使用“飞雷”的记录。苏联提供的喀秋莎火箭炮,有效地替代了它的位置。那么,朱彪怎么又把它用起来了呢?

朱彪对美军使用“飞雷”,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首先,所谓“没良心炮”真正的发明者正是出于华北部队,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工兵连连长聂佩璋和战斗骨干高文魁。聂佩璋是山西人,出身于东北讲武堂,1938年参加八路军,擅长爆破,曾在抗战中多次用炸药抛射地雷的方法炸毁日军汽车。在和阎锡山部作战时,聂、高二人利用抗战期间用炸药抛雷炸鬼子的战术研制出了“飞雷”这种武器,1947年9月首先在河南陕县攻城战中使用。此后,高文魁升任中野4纵22旅工兵队长,才把这个技术带到了淮海战场。同是出身华北的朱彪,懂得玩“飞雷”很正常。其次,在五次战役和美军的反复交战中,566团缴获了大量美军的空汽油桶,再认真进行坚壁清野的美军也不会想到这个东西可以变成可怕的武器。小理山已经打成了短兵相接,“没良心炮”射程短不再是问题,在朱彪眼里,只怕这种其貌不扬的家伙比喀秋莎更令人满意–喀秋莎BM-13火箭炮的口径只有132毫米,而且根本拖不上山,“没良心炮”呢?口径300毫米,挖个坑就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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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没良心炮”,只要有汽油桶和黄色炸药包就足够了,被敌人死死黏住的朱彪不用它用什么来摆脱追兵呢?

可以想象,当中国军队突然打出一排“没良心炮”这样古怪的东西时,对面的美、英、韩军是多么的惊讶!从敌方的资料中萨未找到遭到“没良心炮”袭击的相应记录,但英军第28旅上尉参谋诺斯·汉克尔在《1951年朝鲜夏季作战》中,提到当天和志愿军在前线对峙的英军曾遭到中国军队“从纵深打来的准确的大口径炮弹”的攻击。

李奇微回忆朝鲜战争:中国军号让人心惊胆寒

朝鲜战争指挥官李奇微的回忆:中国军队来了,我们的灾难也降临了。

美国原陆军上将马修·邦克·李奇微在美国侵朝期间,1950年12月担任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1951年4月至1952年5月担任驻远东美军司令和所谓联合国军司令等职。他在所着的《朝鲜战争》中回忆到:中国军队来了,我们的灾难也降临了。

中国军队没有装甲车辆,只有少量的炮兵,他们不为复杂的通信手段所累,装备轻便,只携带手中的轻武器。他们习惯于各种极端恶劣的天气,习惯于忍饥挨饿。他们有高度的纪律性,经受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中国军队在这里有许多实施机动和隐蔽的绝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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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真正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总部对于阻止对方所需兵力的估计数,几乎不得不一天一天地在增加。我们简直从未正确估计过对方的实力。

中国军队善于隐蔽,我们搞不清到底有多少人。

中国部队很有效地隐蔽了自己的运动。他们大都采取夜间徒步运动的方式;在昼间,则避开公路,有时在森林中烧火制造烟幕来对付空中侦察,此外,他们还利用地道、矿井和村落进行隐蔽。每个执行任务的中国士兵都能做到自给自足,携带由大米、豆类和玉米做成的干粮以及足够的轻武器弹药。

因而可以坚持四五天之久,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他们或者得到补充,或者撤至主要阵地,由新锐部队替换他们。中国人没有留下一点部队运动的痕迹,所以,统帅部怀疑是否有敌人大部队存在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对大量明显的证据采取视而不见的做法,还不只是统帅部一家。迅猛而突然的打击接踵而至,以至于很多部队还未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打垮了。

听到中国军号嘶鸣,我们个个胆战心惊。

11月2日,早晨3时许,有一小队人由南面接近守桥,究竟是一个排还是一个连一直未搞清楚。守桥部队没有检查就让这些人通过了。由于这些人是由南面过来的,因而被当成了南朝鲜人而未引起注意。当这些陌生人在指挥所对面停下来时,其中一个人吹了一声军号,他们随即从四面八方以轻武器和手榴弹向指挥所发起攻击。

这样,北岸的中国人便涌到了河的南岸。在西南方向,沿着河岸,对方的其他部队正在同第3营的L连激战。最先过桥的中国人立即插进司令部所在地,他们射击、拼刺、甩手榴弹,并向停放着的车辆扔炸药包以将其烧毁。我方许多人被军号声(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精神战,这种精神战我们后来既熟悉,又头疼)或敌人几乎近在耳边的射击声所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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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后一名五星上将布雷德利的回忆: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1981年4月8日,美国的最后一名五星上将奥马尔·纳尔逊·布雷德利与世长辞了。在42年的戎马生涯中,他先后进过西点军校、步兵学校、指挥与参谋学校和国防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任步兵师师长。当战争进行到最激烈的阶段时,赴北非和欧洲作战,先后指挥过军、集团军和集团军群。战后历任退伍军人管理局局长、陆军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主席。

布雷德利是参与策划侵朝战争的罪人。他在《将军百战归》一书中回忆到: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1950年整个夏天,当正考虑有关朝鲜的决定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注意力却集中在莫斯科。

正如我当时提出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总的立场是在反共同时,要高度镇静和坚定不移。

最主要的是,我们不希望朝鲜战争扩大成为同共产党中国和远东苏军的一场战争,特别要避免同中国开战。我指出,如果我们不顾风险将朝鲜战争扩大成对华战争,那么克里姆林宫对此是再高兴不过了。坦率地讲,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这一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1950年9月11日,总统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81号文件,它反映出我们对朝鲜战争的观点有了重大变化。起初,我们进行干涉是为了拯救南朝鲜,现在我们的战争目的已扩大为彻底摧毁北朝鲜军队和政治统一的这个国家。这在远东战场是个敢作敢为的步骤。我甚至可以说,考虑到中共或苏联进行干涉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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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其他所有人都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我们对中共对我们越过三八线计划的反应作了极其错误的判断。关于中国的可靠情报是不容易得到的。而从宣传性的威胁中找出真正的意图更是特别困难。

我们90%的情报来自麦克阿瑟的司令部。而那些情报中的相当一部分又来自台湾。他们当时一直在向中国内地派遣特务。但是,台湾也怀有很大的宣传目的,他们提供给麦克阿瑟的许多情报是不可靠或带有倾向性的。

我希望能在圣诞节前把孩子们送回家,结果却把遗骸留在了朝鲜

地面攻势于感恩节第二天11月24日开始。麦克阿瑟在发动这场攻势的同时,在东京又发表了一个充满火药味和不必要挑衅的公报,最后说:如果成功的话,这一攻势将实际上结束战争。据他的密友考特尼·惠特尼说,他对第9军军长约翰·B·库尔特重申了他在威克岛对我们说过的话:如果这一行动成功的话,我希望我们能在圣诞节之前把孩子们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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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一帆风顺。在第8集团军方面,丘奇的第24师在起初几小时内,所向无敌,向前推进了3-4英里。但是,11月25日天黑后不久,中国军队袭击了位于第8集团军右翼的韩国第2军,该军四散溃逃,把美军第2师暴露出来。

在战线左翼,韩国第1师眼看要被击溃,使第24师的处境变得危险起来。远在东面的第10军战区,中共的部队猛烈攻击了清津水库附近的陆战队。不出48小时,沃克和阿尔蒙德已意识到,他们遭到了大批中国军队的伏击,整个地面部队处于分割包围的危险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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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1月27日至28日夜间,我们收到麦克阿瑟一份有些歇斯底里的电报。

在最后一段中,麦克阿瑟以一种不太常见的温和调子承认说:中国人在客观上拥有许多有利的条件,形势因此出现了崭新的变化。

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中国人介入战争后美国军队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强大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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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的奇迹:一万志愿军战胜七万敌军

美国的军事研究者至今也想不通,上甘岭为什么会打不下来。他们用电脑模拟得出结论,凭借美军强大的机械化装备,中国军队的两个主力师无论如何是抵挡不住的。可是中国军队却做到了。电脑往往只能模拟常识性的东西,它永远也模拟不出一个民族重新觉醒时所能迸发出的力量。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朝鲜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彭德怀指着朝鲜地图对十五军军长秦基伟说:“五圣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失掉五圣山,我们将后退二百公里无险可守。你要记住,谁丢了五圣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志愿军后勤指战员穿过敌人火力封锁线,给上甘岭前沿阵地运送粮弹。

接上期:

朝鲜战场是麦克阿瑟的滑铁卢。

料图:被志愿军击毙的美军

1950年11月初,朝鲜战场出现了大战前的宁静。北京飘雪。

1950年9月,他率领联合国军从半岛南部的仁川进行两栖登陆,打退朝鲜军,越过三八线。朝鲜岌岌可危。

朝鲜战争指挥官李奇微的回忆:中国军队来了,我们的灾难也降临了。

丰泽园,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人。

10月25日,我国志愿军渡江援朝作战。

美国原陆军上将马修·邦克·李奇微在美国侵朝期间,1950年12月担任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1951年4月至1952年5月担任驻远东美军司令和所谓联合国军司令等职。他在所着的《朝鲜战争》中回忆到:中国军队来了,我们的灾难也降临了。

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打过后,毛泽东预见到一场新的恶战不可避免,正在筹划第二次战役。

米高梅官网,2个月内,志愿军3次进攻,3次战役势如破竹,把联合国军逼退三八线以南,麦克阿瑟全面撤退。

中国军队没有装甲车辆,只有少量的炮兵,他们不为复杂的通信手段所累,装备轻便,只携带手中的轻武器。他们习惯于各种极端恶劣的天气,习惯于忍饥挨饿。他们有高度的纪律性,经受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中国军队在这里有许多实施机动和隐蔽的绝好机会。

毛泽东问聂荣臻:那个消息广播后,有情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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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真正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总部对于阻止对方所需兵力的估计数,几乎不得不一天一天地在增加。我们简直从未正确估计过对方的实力。

毛泽东说的“那个消息”,实际上是一份公开情报。第一次战役是遭遇战,非常仓促。11月2日,经由毛泽东亲自修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报道了中国军队在朝鲜参战的消息:志愿军在保护鸭绿江边的中国的水力发电地区。言外之意,前几天参战的不是中国正规军队,规模也很有限。

所谓祸不单行,12月22日,在志愿军快打到汉城时,美国陆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战场上遇车祸死亡。

中国军队善于隐蔽,我们搞不清到底有多少人。

时任美军远东司令部情报部部长威洛比也不相信中国军队敢于大规模地与美军交战,中国的广播“印证”了他的判断。他在给华盛顿的电报中是这样说的:“在满洲地区共有正规的中国军队三十一万六干人,非正规部队或者公安部队二十七万四千人,大部分正规军集结在鸭绿江沿岸的许多渡口附近。”他的情报结论是:中国的正规军队没有赴朝鲜参战。

你说战场那么大的地盘,也不堵车也不急速,人就这么被撞死了,真是奇怪。据说还是他的吉普车与南朝鲜的武器运输车相撞出的车祸。

中国部队很有效地隐蔽了自己的运动。他们大都采取夜间徒步运动的方式;在昼间,则避开公路,有时在森林中烧火制造烟幕来对付空中侦察,此外,他们还利用地道、矿井和村落进行隐蔽。每个执行任务的中国士兵都能做到自给自足,携带由大米、豆类和玉米做成的干粮以及足够的轻武器弹药,因而可以坚持四五天之久,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他们或者得到补充,或者撤至主要阵地,由新锐部队替换他们。中国人没有留下一点部队运动的痕迹,所以,统帅部怀疑是否有敌人大部队存在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对大量明显的证据采取视而不见的做法,还不只是统帅部一家。迅猛而突然的打击接踵而至,以至于很多部队还未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打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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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了死了吧,美国陆军参谋联席会议本来就想把他换掉呢。

听到中国军号嘶鸣,我们个个胆战心惊。

威洛比

派去接替第八集团军司令的将军,是二战美国最优秀的将军之一,马修·邦克·李奇微。

11月2日,早晨3时许,有一小队人由南面接近守桥,究竟是一个排还是一个连一直未搞清楚。守桥部队没有检查就让这些人通过了。由于这些人是由南面过来的,因而被当成了南朝鲜人而未引起注意。当这些陌生人在指挥所对面停下来时,其中一个人吹了一声军号,他们随即从四面八方以轻武器和手榴弹向指挥所发起攻击。这样,北岸的中国人便涌到了河的南岸。在西南方向,沿着河岸,对方的其他部队正在同第3营的L连激战。最先过桥的中国人立即插进司令部所在地,他们射击、拼刺、甩手榴弹,并向停放着的车辆扔炸药包以将其烧毁。我方许多人被军号声(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精神战,这种精神战我们后来既熟悉,又头疼)或敌人几乎近在耳边的射击声所惊醒。

事实上,志愿军第一批部队已经入朝参战,共4个主力军和3个炮兵师,计25万人。第二批3个军13万人也正在日夜行军奔赴朝鲜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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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后一名五星上将布雷德利的回忆: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军史专家后来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消息,便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亲自利用公开情报实施的瞒天过海之计。

与老骥伏枥、桀骜不驯、夸夸其谈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不同,这个李奇微虽然只是个中将,却对战场有敏锐的洞察力、过人的智慧、勇猛的胆量和好斗的天性。

1981年4月8日,美国的最后一名五星上将奥马尔·纳尔逊·布雷德利与世长辞了。在42年的戎马生涯中,他先后进过西点军校、步兵学校、指挥与参谋学校和国防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任步兵师师长。当战争进行到最激烈的阶段时,赴北非和欧洲作战,先后指挥过军、集团军和集团军群。战后历任退伍军人管理局局长、陆军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主席。

利用情报还有另外一种韬略高深的办法,就是放任敌人的谍报人员发走情报。据美国的解密资料,组建东北边防军时,就有台湾当局派出的特务打入解放军内部,并与台湾方面联系。特务不断在夜间溜出部队,用无线电给台湾当局发送情报,报告东北边防军的动向。这个情况,很快被解放军无线电侦察发现,经破译电文,发现国民党特务的情报来源有限,层次较低,只反映出解放军团以下的备战情况,不能对解放军构成威胁。经过深思熟虑,有关领导决定任其发报,用以麻痹敌人。当志愿军大量人马在中朝边境集结完毕,上级决定渡过鸭绿江时,国民党特务立即被捕,无线电情报戛然而止。就在敌人迷惑时,志愿军几十万人已经跨过鸭绿江,在朝鲜的崇山峻岭中秘密奔赴前线,迷惑敌人的情报工作与大军的行动配合得天衣无缝。

他在圣诞节这天告别美国的妻子,乘机抵达东京见他的新上司麦克阿瑟。

布雷德利是参与策划侵朝战争的罪人。他在《将军百战归》一书中回忆到:
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开赴朝鲜初期,志愿军放弃了部分重型装备,避开主要道路,选择在夜间从偏僻的小路行军,这使得美军本来就数量不足的航空侦察变得更加没有成效。

“第八集团军是你的了,马修。

1950年整个夏天,当正考虑有关朝鲜的决定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注意力却集中在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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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当时提出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总的立场是在反共同时,要高度镇静和坚定不移。

此外,志愿军还大量地使用了电子欺骗战术,在志愿军秘密入朝的同时,原本在东北的电台依然在大量工作。而在此后,志愿军还会经常更换各军的电台代码,使得美军对于志愿军的规模和位置发生误判。志愿军进入朝鲜以后,多次改换编号以迷惑敌人:第三十八军被称为第五十四作战群,第三十九军被称为第五十五作战群,第四十军被称为第五十六作战群,而下属的师被改称为“营”,这使得美军认为志愿军只是从解放军中抽调部分部队组成,对于志愿军规模的判断也大大失真、失准、失常。第一次战役时,美军对于参加战役的志愿军规模估计为3个师级单位,大约3万人。

李奇微到前线视察,看到联合国军正丢枪弃甲慌着逃命。

最主要的是,我们不希望朝鲜战争扩大成为同共产党中国和远东苏军的一场战争,特别要避免同中国开战。我指出,如果我们不顾风险将朝鲜战争扩大成对华战争,那么克里姆林宫对此是再高兴不过了。坦率地讲,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这一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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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站在撤退的卡车前,举双手制止慌乱撤退的军队,但没用,车队从他身旁绕道过去了。

1950年9月11日,总统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81号文件,它反映出我们对朝鲜战争的观点有了重大变化。起初,我们进行干涉是为了拯救南朝鲜,现在我们的战争目的已扩大为彻底摧毁北朝鲜军队和政治统一的这个国家。这在远东战场是个敢作敢为的步骤。我甚至可以说,考虑到中共或苏联进行干涉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步骤。

志愿军龙源里追击

1951年1月2日夜,李奇微正在军营对士兵训话时,彭德怀总司令发动了夺取汉城的战役。

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其他所有人都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我们对中共对我们越过三八线计划的反应作了极其错误的判断。关于中国的可靠情报是不容易得到的。而从宣传性的威胁中找出真正的意图更是特别困难。我们90%的情报来自麦克阿瑟的司令部。而那些情报中的相当一部分又来自台湾。他们当时一直在向中国内地派遣特务。但是,台湾也怀有很大的宣传目的,他们提供给麦克阿瑟的许多情报是不可靠或带有倾向性的。

第一次战役胜利后,毛泽东指示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采用了示弱的欺敌战略,放弃了第一次战役的战役成果而撤退,美军对志愿军的误判被进一步地加深了。

李奇微不慌不忙指挥部队撤退。在他的汉城指挥所,他收拾起了办公桌上全家福合影,拿起皮包准备撤退。

我希望能在圣诞节前把孩子们送回家,结果却把遗骸留在了朝鲜

对于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是否具有隐蔽性,对于战役的胜利至关重要。毛泽东又问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那个司令官在干什么呢?

他扫了一眼屋内,又放下皮包,把一件破烂的睡衣钉在墙上,提笔在旁边墙上写下一句话:

地面攻势于感恩节第二天11月24日开始。麦克阿瑟在发动这场攻势的同时,在东京又发表了一个充满火药味和不必要挑衅的公报,最后说:如果成功的话,这一攻势将实际上结束战争。据他的密友考特尼·惠特尼说,他对第9军军长约翰·
B·库尔特重申了他在威克岛对我们说过的话:如果这一行动成功的话,我希望我们能在圣诞节之前把孩子们送回家。

聂荣臻知道毛泽东在问什么,他说:“麦克阿瑟还在东京一号大楼上班,每天按时在大使馆的家门前和一号大楼前接受民众参观。。。”

“谨向中国军队总司令致意。”

起初一帆风顺。在第8集团军方面,丘奇的第24师在起初几小时内,所向无敌,向前推进了3-4英里。但是,11月25日天黑后不久,中国军队袭击了位于第8集团军右翼的韩国第2军,该军四散溃逃,把美军第2师暴露出来。在战线左翼,韩国第1师眼看要被击溃,使第24师的处境变得危险起来。远在东面的第10军战区,中共的部队猛烈攻击了清津水库附近的陆战队。不出48小时,沃克和阿尔蒙德已意识到,他们遭到了大批中国军队的伏击,整个地面部队处于分割包围的危险境地。

1945年9月美军在日本登陆后,麦克阿瑟和他的盟军最高司令部驻地,外界称那里为“一号大楼”。麦克阿瑟将家眷安置在大使馆,每天去“一号大楼”上班。因为麦克阿瑟声名,每天他上下班时,都有很多日本民众等候在他住的大使馆和“一号大楼”前,以期目睹这个头戴大檐帽、眼戴墨镜、叼着烟斗的美国五星上将风采。

这正是李奇微不同其他武将的过人之处。

1950年11月27日至28日夜间,我们收到麦克阿瑟一份有些歇斯底里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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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晚年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志愿军两大特点让美军叹服:

在最后一段中,麦克阿瑟以一种不太常见的温和调子承认说:中国人在客观上拥有许多有利的条件,形势因此出现了崭新的变化。

东京盟军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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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中国人介入战争后美国军队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强大对手。

​毛泽东听了聂荣臻的回答,引用了《孙子兵法》中的一句话:“兵者,诡道也。”

1.对中国军纪的钦佩。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美国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任美国远东军司令,指挥西南太平洋战争。战后,麦克阿瑟代表盟国主持日本受降仪式,任美国驻日占领军司令。1950年,他参与策划并指挥侵朝战争,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最后以战争失败而被免职。麦克阿瑟生前所撰的回忆录中写到:
中国人介入战争后美国军队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强大对手。

在第二次战役开始前,美军对于志愿军规模的判断是12个师,5万人至7万人,加上朝鲜军队约8万人。而实际上,仅美军第八军正面的志愿军就有6个军以上,共计24万人。此外,在东线的志愿军第九兵团也有大约15万人,实际兵力是美军估算的3倍。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美军在第二次战役前,情报不准,判断谬误百出,惨败是理所当然的。

来朝鲜前,他就参加参谋长联席会议时知道,我国军队对待美国战俘的做法令人钦佩。

十分明显,我们现有兵力不足以应付中国人。我的作战计划是从进攻转为防守,附带作那种为经常变动的形势所可能需要的局部调整。事实上,中国人介入战争以后,美国军队被迫去对抗美国军事史上从未遇到过的优势兵力。这是一场与中国的军事潜力相对抗的新的战争。我所需要的是,与更多的士兵、武器和给养同样急需的是,对应付这个新局势的政策要有明确规定。

第二次战役美军惨败后,其情报工作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其随后的情报简报中,曾经认为志愿军的规模多达100万人。

“较之朝鲜人,他们是更加文明的敌人。有很多次,他们同俘虏分享仅有的一点食物,对俘虏采取友善的态度。”

1951年元旦那天,对方以巨大兵力发动了一次全面进攻,深入达12英里,迫使第8集团军进一步后撤。到了1月4日,对方再次攻陷汉城,而到了1月7日,第8集团军退到了三八线以南约70英里的新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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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担架放在公路上,尔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运伤员时,他们没有向我们射击。”

欧洲和美国大部分报纸歇斯底里地叫嚷,说联合国军队就要被赶入海中。

实际上,在美军认为出现在朝鲜的中国部队中,有12个军的部队从来没有参加过朝鲜战争,也没有到过朝鲜。志愿军仅仅通过电子欺骗就达到了使得美军对志愿军的规模不断出现误判的目的。

米高梅官网United States将军忆朝鲜战火:听到中华夏族民共和国军号嘶鸣,大家无不谈虎色变。2.对中国战术的钦佩。

不言而喻,美军高层大大低估了中共情报人员的素质,而美军错误的情报对于美军高层在朝鲜战场的误判,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麦克阿瑟是五星上将,却从来不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遇到英勇善战、战备落后的我国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除了要援军、要原子弹外,麦克阿瑟想不出对我国军队更好的办法了。

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各国情报部门竞相搜集和分析中国在朝鲜半岛情报成功的背后秘密。西方国家的一致结论是:中国对其情报来源的方法保持沉默,这可能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很少从朝鲜军方获得情报,而是从相对独立的自己的渠道获得消息来源。

同时,写下这句话也说明了李奇微对反攻的信心。一个心理上被打败的将军,是不会在墙上从容写下向地方总司令致敬的话的。

时至今天,对朝鲜战争中情报事务,中共仍未解密有关资料,研究者还停留在泛泛的层面上。想必中国需要继续保持其之前的情报来源和方法。

敢写下这样话,本身就是一种不败的心态。实际上,李奇微此时已经掌握了反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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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奇微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不仅知道自己的军队情况,还摸清了我国志愿军的特点。

美国有世界上最发达、力量最强的情报机构。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就有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家侦察局、国家地理情报局、反情报驻外活动局、陆军参谋部、海军情报局、空军情报局、海军陆战队总部情报处、能源部情报局、联邦调查局、情报研究局、财政部情报分析处、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处、海岸卫队总部情报处等十几个情报机构。米高梅官网United States将军忆朝鲜战火:听到中华夏族民共和国军号嘶鸣,大家无不谈虎色变。因为情报机构繁杂,2004年12月8日,美国国会通过了5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情报机构改革法案,决定创设统管全美15个军方和非军方情报机构的国家情报局。

米高梅官网United States将军忆朝鲜战火:听到中华夏族民共和国军号嘶鸣,大家无不谈虎色变。他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虽然勇猛、精锐、善战,但最大的弱点是后勤补给。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情报机构还没有完成转型,由于目标主要在欧洲以及针对前苏联。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及中国军队的了解,还处于初级阶段。

米高梅官网United States将军忆朝鲜战火:听到中华夏族民共和国军号嘶鸣,大家无不谈虎色变。志愿军随身带干粮,最多只能坚持7天,所以每次进攻都是一周,李奇微称之为“肩上后勤”、“礼拜攻势”。

1950年10月,美国总统杜鲁门不断收到来自各方面判断中国可能要出兵的情报。这些情报有的估计“中共在满洲已集结30万人的兵力”,有的估计“中共约有45万人的军队正在满洲集结”。这些情报使美国总统杜鲁门对中国出兵朝鲜的可能性日益担心。

面对美军轰炸机,志愿军从山间崎岖小路进攻,昼伏夜出,打夜战虽然有奇效,但总体时间少,难度大。

1950年10月15日,他从华盛顿乘飞机飞行三十多个小时,抵达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与美军远东最高司令麦克阿瑟面谈。会见地点定在威克岛的瓦楞活动板房里。麦克阿瑟预先去机场等候总统,到场的还有一大群记者。杜鲁门总统的专机比预定时间晚了半个小时。杜鲁门总统走下舷梯,握住麦克阿瑟的手说:“我很早就期望见到你,将军。”麦克阿瑟的回答是:“我希望下一次的见面不会等得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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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梅官网United States将军忆朝鲜战火:听到中华夏族民共和国军号嘶鸣,大家无不谈虎色变。针对这些特点,李奇微发明了“磁性战术”,在志愿军7天攻势之后,反过来黏住反攻。

威克岛见面

经过几次拉锯战,双方在1951年7月开启谈判。2年后签署《朝鲜停战协定》。

​在房间里,杜鲁门总统问:“中国进行干涉的可能性怎样?”

美国陆军称,美国远东军打了那么多次战争,所向披靡,但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

麦克阿瑟站起来,看看外面的大海说:可能性极微小。中国在满洲约有30万军队,其中不超过10万人至12.5万人部署在鸭绿江边,但只有5万人至6万人能够渡江作战。他们没有空军,如果中国人试图前进到平壤,那将会出现一场最大规模的屠杀。

如果说原子弹让美国重新定义了世界格局,那么朝鲜战争让世界真正认识了新中国

麦克阿瑟向杜鲁门保证:“朝鲜战局是赢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不会进攻,我认为到感恩节,抵抗在整个朝鲜就会终止。”美国当年的感恩节是11月23日,距离当天也就剩30多天。根据各种情报,美国国防部忙碌在五角大楼的主要官员也认为“苏联和中国出兵干涉的时机已过”。

2007年,美国著名战地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在《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以下简称《最寒冷的冬天》)一书中,详细披露了朝鲜战争初期,美国和美国军队如何被一系列错判情报拖入一场并不想投入的战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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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开始阶段,美军反击朝鲜,在仁川登陆,势如破竹,一举打到了三八线。美军远东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如日中天。此时,美国面临重要的判断和选择:中国会不会出兵?美军要不要继续推进?其间,美军的情报工作屡犯低级错误,竟然让远东的一场局部战争,演变成一场美国乃至整个欧洲参加的战争。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中国政府通过公开声明和外交渠道多次向美国表态: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绝不会坐视不管。这是警告,也是最后通牒。这是要使美国人明白中国的参战底线,避免发生中美直接冲突。但美方情报部门没有准确地判断中国的公开信息,没有及时地提供给最高层较准确的情报。

1950年10月1日,美军越过三八线,10月19日占领平壤。同日,中国军队秘密进入朝鲜。在此期间,指挥朝鲜战争的东京司令部和朝鲜前线的美军情报机构,本应可以根据第一线情报作出正确判断,但相反,他们对已经明确无误的中方动态闭目塞听,一错再错。

哈伯斯塔姆在《最寒冷的冬天》一书中说:这位连总统都不放在眼里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自大、傲慢、固执,仁川登陆后更成为不可一世的“远东救星”。他不相信中国敢于出兵朝鲜,他根本看不起中国军队。而更要命的是,他的唯命是从的下属,了解了他的心理和愿望,竟然将情报工作纳入迎合统帅胃口的轨道。麦克阿瑟有两个最受信任的下属:盟军参谋长兼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少将、盟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威洛比准将。不幸的是,这两个人都是马屁精。(当然,这也是作家对于这场战争失败一种辛辣的主观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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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马洛里·阿尔蒙德

​1950年9至10月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远东的谍报机构收到了大量中国军队即将参战的情报。威廉.达根在日本横须贺的情报小组从中国台湾方面得到了中国东北边防军中暗藏的间谍的报告,显示中共军队做好了进入朝鲜的战争准备。得到报告的威洛比准将竟然威胁达根,如果他敢散布这些情报,就把他和他的部下赶出日本。

1950年10月29日,南朝鲜军队曾抓到了一名中国战俘,美军第一军军长亲自审讯,并迅速将这一情报转交东京司令部。但是威洛比准将对此毫无反应,他“一向都对中国人不会介入战争的判断深信不疑,因此他认为朝鲜境内不可能存在中国军队,至少不可能存在大批足以制造事端的中国军队。这一论点与他的上司不谋而合。而对于远东最高司令麦克阿瑟来说,军情部门的唯一工作与第一要务,就是要证明他的决策有多么英明”。威洛比甚至干脆认为这不过是个别转入朝鲜人民军的原中国东北抗联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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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场上的美军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断有类似的确凿情报源源而来,甚至美军已经和中国军队正面交锋,而美军情报部门主管竟然完全相信他们面对的敌人只是朝鲜的散兵游勇。第八集团军情报处处长塔肯顿夹在真实情报和威洛比之间,左右为难。他是威洛比的下属,如果要绕过威洛比,就是得罪麦克阿瑟,“很可能是没了军中的前程”。因此,他只好顺着威洛比的思路,将中国战俘的口供当作胡说八道的谎言。就在战场上已经出现中国战俘,乃至发现中国军人遗体的时候,威洛比仍然坚持说那不是中国部队,而是原来留居后又被编入朝鲜部队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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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寒冷的冬天》写道:“11月1日,战俘审讯的结果已经表明,这些战俘来自不同的军,这说明入朝作战的中国军队不止两个团。但是第八集团军情报处处长塔肯顿依旧根据威洛比的逻辑说,尽管这些小部队来自不同的军,但完整的军团尚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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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中的美军

​1950年10月30日,美国驻南朝鲜大使德伦姆莱特电告美国国务院,说中国军队的两个团3000人已经进入朝鲜,第二天又将数字下调为2000人。美联社记者旁听了对中国俘虏的审讯,并将此事通报给沃克。沃克的回答令美联社记者目瞪口呆:“当然,他们可能是中国人,但不要忘了,洛杉矶也有很多墨西哥人,不能因此就认为洛杉矶是墨西哥的城市。”

1950年11月3日,美国国内从远东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威洛比那里获得的情报是:中国军队只有16500人到34500人之间。。。实际上,入朝的中国军队已达30万人。

就在威洛比向华盛顿上交不实数字的情报时,美第十军海军陆战队一部遭到志愿军的又一次袭击。接连两次遭遇战,应当使美军警醒,这已经不需要情报来验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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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进中

《最寒冷的冬天》指出:从情报上说,美军完全是瞎子。这使得美军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他们的优势现代化装备仅仅在保住性命和逃跑方面发挥了部分作用。对中共军队毫不了解的美军没听过中国人的军号,初闻以为是某种“亚洲风笛”,甚至以为是英军的增援部队吹着苏格兰风笛来了。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一种由喇叭里吹出来的“诡异的声响”。“对于这种军号声,只怕很多人会在此后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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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过度依赖空中侦察

美国人的情报侦察对飞机依赖性非常大,侦察手段虽然很娴熟,却没有效率。

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后,麦克阿瑟在汉城开完会议,闻听发现了大量中国军队,仍将信将疑。在座机返航东京时,他突然“勇敢”地命令驾驶员向北飞去,据说一直飞到鸭绿江边上。老眼昏花的他从舷窗里向下观察,下面是崇山峻岭,白雪皑皑,哪里有中国大量军队?实际上,中国大量主力部队正反披着白色的床单、棉被前进。遇到空中侦察,一声哨子响,大家立即隐蔽,空中哪里看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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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在飞机上

​据美军飞行员瓦尔德斯少校回忆,他们飞遍所有区域,都找不到中国人的踪影。后来,他们从情报人员那里得知,中国人身穿白色风衣,在雪地里,你根本就注意不到他们的存在。其实,美军侦察飞机偶尔也会从志愿军的头顶飞过,此时他们马上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以致飞机里的侦察员无法发现他们。这里所谓的“白色风衣”,不过是志愿军的斗篷或者白床单,甚至是反穿的棉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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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军机

​《最寒冷的冬天》一书据美军在朝鲜战场上指挥和情报的一系列教训,还特地总结了军事情报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现摘录如下:

—在战争时期,情报员要保持正直、客观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

—他必须和事实站在一起,即便站在大多数人的对立面也在所不惜。对一个真正的情报员来说,他的职业或许充满了压抑和误解,因为他必须把上司不愿意听到的东西直言不讳地传达给上司。

—他必须努力让自己像敌人那样去思考,必须认真倾听反对者的声音。他必须知道,只有敢于挑战自己的价值体系,才能真正理解敌人的本性和动机。

哈伯斯塔姆很沉痛地作了结论,这些总结可以说是美军用血书写的。以远东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威洛比为代表的美军情报机构从反面印证了以上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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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美军情报也并非一无是处,在无线电监听方面具有优势。

麦克阿瑟被免职后,李奇微接替他担任“联合国军”司令,他充分吸取了血的教训,对情报重视程度尤为加强。美军主要通过监听志愿军的无线电通信发现进攻的征兆,并通过对收发报关系的分析,整理出在朝鲜的志愿军的战斗序列。

1950年11月上旬,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截获的中国民用无线电通信电报中,发现中国政府在上海订购3万张朝鲜地图,发货到中国东北的部队。美军情报部门认为这些地图够30个师使用。恰好在12月前后发起的圣诞节攻势中,中国出动了30个师(第四野战军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二、五十军和华北军区第六十六军,共18个师;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二十六、二十七军共12个师)。这引起美国政府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高度重视。

美军空军的监听站通过对苏、中、朝空军地面指挥员和空中飞行员通话的监听,得到了对手活动的实时情报。

1951年6月,对“联合国军”控制岛屿的一次轰炸行动前,美军空军监听站的监听破译人员事先准确地预告了这次行动,美军空军第五航空队及时采取行动,击落了苏联一架雅克战斗机和两架伊尔-10强击机,击伤了包括两架米格-15在内的几架飞机。

7月,美军从截获破译的朝鲜人民军密码电报中,预先得知了朝鲜人民军方面参加开城谈判的人员名单,之后还从这些来往密码电报中,知道了每次谈判后的情况汇报和准备的声明稿内容,从而取得了一些谈判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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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B-29军机无线电员位置

​1952年10月,在白马山395高地战斗中,相对来讲,美军和南朝鲜军队占了便宜,其中情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除了战斗开始前志愿军第三十八军文化教员谷中蛟叛逃提供了第三十八军即将进攻白马山的消息外,美军的无线电监听也起了很大作用。战场附近的一个美军战术监听站在战斗发起前,通过无线电监听破译,发现第三十八军在战前集结,并破译出战斗发起的准确日期和第一拨攻击的具体时间;在战役过程中,通过对志愿军战术通信的监听,一直掌握着志愿军后续部队的位置。“联合国军”炮兵和空军按照这些情报,对这些目标位置进行了猛烈的炮击和轰炸,给该部造成重大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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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炮兵

​1953年3月和7月,在志愿军进攻老秃山和猪排山的前几天,“联合国军”的监听站发现志愿军正向这两个高地运动和集结。战斗打响前五分钟,监听站向守卫这两个高地的美军及时发出了警告。战斗的整个过程中,美军的监听站一直为战地指挥官提供实时的无线电战术情报,使得守军有所准备,并提前炮击。

在1953年7月的金城战役前,美军通过无线电监听,发现了志愿军的战役进攻意图,并出动了大量飞机进行轰炸,给志愿军以杀伤。

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韩国近年来也开始逐步归还我中国人民志愿军骨灰。

向所有保家卫国、光荣,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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